活字君按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汉语语言博大精深，从大江南北的众多地名就可见一斑：无论是江南水乡的“桃花坞”“桐泾路”，还是茫茫塞北的“大同镇”“山海关”，无不朗朗上口，令人心生向往，也以这种直接的形式，传递出了它们背后丰厚的历史文化意涵。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听起来不那么悦耳的“奇葩地名”：北京有“奶子房”“骚子营”，武汉有“高潮村”“黄泉路”，江苏有个“罡门村”，陕西有个“庞光镇”……[捂脸][捂脸]类似“正定”改名“石家庄”，“汝南”改名“驻马店”之类的地名梗，也常常成为网上的谈资笑料。
然而，无论是“好听地名”还是“奇葩地名”，这些地名都折射出了这个地方独特的文脉传承，向我们无声地言说着自己的历史。与其对这些地名展开嘲讽，大开“地图炮”，毋宁在谈笑之余，也深究这些地名（特别是自己家乡地名）的掌故，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本期推送，我们精选了著名学者唐晓峰教授在《给孩子的历史地理》（活字文化新出）中的文字，他将地名分为“原生态”和“非原生态”的两类，地名更改往往由“原生态”转向“非原生态”的演变路径。中外地名在命名上的不同，更体现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奶子房，位于北京东北的村落，明代中叶已经形成，据地方志记载，本名“马奶子房村”，因其地本为养马场，以此得名
黄泉路，本为武昌殡仪馆附近的一条无名路，为人戏称为黄泉路，约定促成，便成了正式名称，今已改名为“楚平路”
六个鸡，贵州凯里的一处偏远山村，因年央视春节报道而闻名，其得名说法不一，一种版本说是因为此地太穷，某年交皇粮时只交上了六只鸡（好惨）
地名与生态
唐晓峰
唐晓峰，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年复入北京大学，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之后留校工作。年秋赴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年获博士学位。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讲授《地理学思想史》、《中外城市建设史》等课程。著有《人文地理随笔》《文化地理学释义》等。
地名是一种地理记忆，有些地名含有明显的生态特征。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观察地名，可以看出两类，一类是原生态的地名，一类是非原生态的地名。原生态地名是在原来的生态（或者自然生态，或者文化生态）环境中，在社会的基层形成的。而非原生态的地名，是社会的上层，或者是文化人，或者是政治家，所命名的，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往往有高尚的、优美的、吉祥的含义。先看一个地名单子：
十里堡、守陵村、杏坛路、张家湾、四眼井、铁狮子坟、人民路、柳林、归绥、承德、友谊关、石家庄、西四。
在这个名单里能看出哪些是原生态地名，哪些不是原生态的地名吗？
十里堡，是原生态的。守陵村，守陵村在河北满城，那里果然发现了汉代的贵族大墓，算原生态的。杏坛路，北京有很多人每天从杏坛路过来，进北京师范大学的西门，这个路的名字是原生态的吗？不是。杏坛原是曲阜孔子上课的地方，虽然这个地名与北师大有吻合的地方，但杏坛路是自上而下地有意识的命名，不是本地原生态推出来的。张家湾，原生态的。四眼井，原生态的。铁狮子坟，原生态的。人民路，不是了。原生态中没有“人民”这类社会概念。柳林，是原生态的。归绥，不是。承德，不是。友谊关，不是。友谊关在20世纪50年代叫镇南关，后来觉得这名字不好，妨碍中越友谊，于是改成睦南关，但仍觉得不平等，有以我为主的味道，最后改成了友谊关。它当然不是原生态的。石家庄，原生态的。石家庄的人说，现在都成了大城市，成了省会了，名字还叫石家庄，不够档次，应改名。
石家庄，被音乐爱好者直译戏称为“RockHomeTown”
改名，常常是从原生态的词汇概念改成高层文化的词汇概念。北京的西四，那里原来有四个牌楼，于是叫四牌楼。它在北京城西边，所以叫西四牌楼。东边还有东四牌楼。中国人说话，不喜欢字太多，最喜欢两个字，念起来最舒服，于是流行“西四”、“东四”的称呼。汉语里面叫一个字的地方也极少，一个字念起来很别扭。在人名上也是这样，叫一个字很别扭，只有某些爱情小说里的人物有称对方一个字的，肉麻得很，我们不习惯。汉语中最舒服的名字是两个字。北京三环路有蓟门桥，蓟门桥有点原生态的意思，古代，那一带称蓟门。
北京蓟门桥，“蓟门烟树”为古燕京八景之一
不难看出，非原生态的东西是自上而下来的，甚至是外来的。原生态是在土壤（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非原生态的命名，不是从本地环境特征出发，而是常常用没有什么地方文化意义的普适概念、大文化概念来命名。
下面，我们再从文化上来进一步观察地名。
地名是人文地理的基本要素，是地图的主要内容。地名除了有生态性，还有区域性、文化性、传播性。
地名是一种依托大地的文化，展开地图，就看到大批地名。而品味这些地名，可以体会到它背后的文化、历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人看地图，特别喜欢看地名。
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地名有很大的差别。看美国地图，发现美国地名中有很多是人名，他们喜欢以人名作地名，如华盛顿、休斯敦等等。在中国地图中，则没有多少用人名来作地名的。中山，是民国时候起的地名。北京的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抗战将领。在传统时代，在清朝以前的历史时代里，找不到用人名作地名的。尤其是县以上的地名，府城、州城、省城，我们看不到人名。在民间基层有姓氏地名，如张家庄、李家庄等，但“大地方”的地名中没有这样的。现在，石家庄从小地方变成大地方了，所以许多人提议要改名。
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得名，此外，美国西北部也有一个华盛顿州，著名的“北京爱上西雅图”的西雅图就位于华盛顿州
即使是基层地名，如张家庄、李家庄，赵家村、王家村，它是家族长期居住的地方，在命名时可以叫姓，但不能叫家族的某个祖宗，把祖宗的名字放到地名上，不行，只能是把姓氏放在地名里。这反映基层文化和家族居住历史，与居住体制有关系。
中国古代更不能用帝王将相的名字作地名。美国流行这种做法，因为华盛顿伟大，华盛顿的地名到处都是。说首都华盛顿时必须加上D.C.，否则不知道是指哪里的华盛顿。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因为秦始皇伟大，把许多地名叫赢政，因为汉武帝伟大，起一堆地名叫刘彻，唐太宗伟大，再起一批地名叫李世民，行吗？两个人对话，甲问：“您从哪来？”乙回答：“我从康熙那儿来。”“您到哪儿去？”“我到李世民那儿去。”这或者把人吓死了，或者把人笑死了。为什么中国人这样做就觉得可笑，但美国人这样做我们却不觉得奇怪呢？我们用的是文化上的“双重标准”。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中国，如果碰巧地名与皇帝的名字在某个字上重复了，那就必须要把地名里的那个字改掉，这叫避讳。比如北岳恒山，《史记》里面有时写作常山。为什么不叫恒山？因为汉朝第三个皇帝叫刘恒，就是汉文帝，从那时起，天下带恒字的地名都要改掉，于是恒山改作常山。汉代灭亡以后，常山又改回恒山。
北岳恒山，以建于峭壁之上的悬空寺和令狐冲“恒山派”而闻名，但恒山为五岳之中唯一变动过的一岳：古恒山实位于今河北曲阳县境内，今恒山在山西大同附近，乃北魏时期为了离首都近而改封的（还有这种操作……）。因此，“常山赵子龙”当是河北人，而不是山西人。
直呼名字是不尊敬吗？直呼其名，中国人认为不敬，但在美国则不然。美国人对无论多么敬重的人，只要关系稍微近一点，就不叫你姓，而直接叫你的名了。比如一个老师叫迈克·史密斯，他的姓是后面的史密斯。在学生与他熟悉了以后，就只叫他迈克。不这么叫，反而觉得生疏。中国人直呼长辈老师的名可不行，见了老师，一定要称呼老师的姓氏，后面再加“老师”或“先生”。
其实，地名文化不是小事，在里面可以抓出一个文化的大灵魂来。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用人名作地名？为什么中国人要避讳？直呼长辈、上级、尊者的名字为什么不礼貌？中国人为什么有了名字还要字、号？这里有一大套文化规矩。
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名都是历史地名，读到这样的名字，会想到古老的历史。比如邯郸，一提邯郸，我们想到赵国。扬州、开封也是古老的名称。中国这类地名很多，有些地名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比如洛阳、咸阳、太行山。
熟悉的地名，特别是家乡的地名，会给人带来亲切感，所以许多移民到了新地方却还喜欢沿用自己家乡的老名字。这样做，也可以清楚地告诉别人：我是谁。这类地名在老上海很多，比如广东街（解放后改为新广路）、无锡弄等。现在北京郊区有不少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如霍州营、解州营、黎城营等，那也是历史上移民的结果。那里的人都说：“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在世界史中也有移民地名，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时代，有许多地名被殖民者带到了殖民地，只是，为了区别老家，殖民地名字的前边往往加个“新”字，翻译成中文就是“纽（new）”字，地名前面带纽字的多半是这类名字。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纽约（NewYork），这里最早被荷兰人占领，称“新阿姆斯特丹”，后来被英国人夺了去，改称“新约克”，约克是英国原有的地名。中文把“纽约克”省掉一个音，变成纽约。近些年，大量华人到美国定居，在洛杉矶的一个地方，因为台湾人很多，俗称小台北，后来大陆人的数量超上来，又改称小上海。什么时候中国的某个地方俗称小纽约，中国就真的国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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