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节节胜利，自北向南势如破竹。南京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上海反动当局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方面祭起御用宣传工具吹嘘什么“上海防务固若金汤”，同时利用“金圆券”的发行，大肆收括黄金、美钞和银元；另一方面则疯狂实施“宁可错杀一千”的法西斯手段，迫害、杀戮革命志士，上海的街头“飞行堡垒”不时喧嚣而过，一派白色恐怖的萧杀气氛。
1月25日傍晚，上海北火车站人头挤挤，熙熙攘攘，其中不少是“逃难者”和失业贫民，在求职无着的境况下，迫于生计，只得“跑单帮”做短途贩货生意，以求糊口。穷人无钱买火车票，只能心存侥幸，买一张月台票企图蒙混过关，进了月台站，乘着混乱爬上火车。这时在火车站广场附近的14路电车站，站着一位高个子男人，穿着一件灰色长衫，显出悠闲的姿态，似乎在等人。在他的身边，站着一位一米六十几的学生模样，身穿深色学生装，旁边地上放着一只网线袋，里面是一只饼干箱和一些杂物。两人的动作和神态十分平常，丝毫引不起别人的注意。过了一会儿，在来往的人群之中，有一个人擦身而过，用一种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说：“来了”。匆匆而来，匆匆而过。这时，高个子和学生拿起了网线袋，朝火车站走去，二人凭票进了火车站。在他们后面每隔三、四米，人群中二人一组随之进站，共有三组。找到了去杭州的站台。此时，已是人群纷乱，不管是有车票的还是持月台票的，大家拼命往车厢里挤，乱成一片。他们尽管有票，却根本无法进入车厢，最后没有办法，只得爬上车顶，总算上了火车。在飞驰的车顶上冻了一夜，第二天临晨，车到杭州，他们前后八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走出车站，又乘上了去诸暨的货车，一直到诸暨车站下车之后，八个人终于正式见了面，大家相互紧握双手，其兴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此后，这七人分别被分配到新四军浙东金萧支队参加了革命工作。
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护送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去浙东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又一次成功行动。其中七名革命青年是唐祖敏（拿网线袋的）、林宏、江星明、蒋燧伯、吴朝恩、张林影、胡塞。带路人是农工党浙江省党部李寿彭，而自始至终接头、谈话、考察、联系、策划、组织者，则是农工党上海市党部代理主任委员虞键。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又一个生动事例。
投身革命洪炉
虞键，又名祖稿，别名金阶、史明、思明、于介，浙江省诸暨县人，年10月14日出生于泌湖乡黄泥宫一个佃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困，靠亲戚资助，才毕业于诸暨上北小学。后曾先后考入觉师和省立中学，均因家贫而辍学。他聪颖好学，刻苦自修，涉猎颇广，失学后一面为亲戚所著的《海洋渔业史》誊稿，一面自学文化。真是业精于勤，几年功夫积累，不仅知识学问大有长进，而且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其以后研读革命著作，写诗、做文章以及办报、刻写蜡纸等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长大成人后的虞键，身高一米八十以上，黝黑的皮肤，宽宽的额角，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充满着聪明智慧和坚毅意志。
诸暨是浙江全省革命的温床，在大革命时期，诸暨农民曾用土枪土炮缴获军阀部队上千枪支以及大量弹药；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诸暨农民举行过起义；诸暨曾经诞育了像宣中华、宣侠父、张秋人那样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虞键自幼年起就在革命的熏陶下，这对他走上革命之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诸暨的革命形势，曾因“农民暴动”失败，一度出现低潮。不久，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烈火终于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虞键投笔从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年夏，他调到诸暨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政工队），后又调任牌头区队长兼民教馆长。政工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浙江唯一的政治抗日队伍，共有队员一百多名，实际领导者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得力干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占全队的十之七八，后来从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干部，有：司令员、政委、市委书记、市长、地委书记、专员、中央机关负责干部、县委书记、县长……等等。虞键置身其中，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十八岁的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又积极组织训练土枪队，使三十万人口的牌头民众抗日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年4月，经钱絮白、钟少白的介绍，19岁的虞键经过一年的候补期，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终身伴侣和战友孟亚非，也于是年前后加入中共党，并且也参加了政工队工作）。不久被派任为牌头区队的党、团负责人兼区委宣传委员、统战部长。翌年，诸暨形势逆转，政工队被迫解散，他遵照组织决定，暂到北乡隐蔽，协助何文隆搞地方水利建设。年春，经由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骆耕漠出面做通了即将调任温岭县长的原诸暨县长夏高阳（后来加入了农工党）的工作后，组织上派虞键去温岭，从团结抗战出发，借助夏高阳的势力，开展革命工作，随同前往温岭的还有陈藜青。虞键主动要求到有机会接触农民群众的粮食部门去，担任粮食管理处的外勤工作。虞键和地下党同志一起，开辟工作和发展组织，做得很有成效。不幸的是，年1月22日，因叛徒周盈泉的出卖，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员实行逮捕，虞键为掩护组织上派去接关系的江潮同志撤离而身陷囹圄。在金华集中营里惨遭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机智对付，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的机密。经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虞键的舅父李士豪（他是农工党中央委员，当时公开身份是抗日自卫委员会副主委）和中共地下党的大力营救，终于在年1月18日获得保释。
年春，通过留日学生骆氏兄弟在浙西任职的关系，虞键打入国民党浙西某师师部任政治教官室主任，他做了策反工作，动员炮兵参谋胡世林投靠新四军“三五支队”，又为三五支队“小三八”部队搞武器，不慎被军统特务监视，无法继续隐蔽，遂被迫撤回诸暨工作。
战斗在绍兴一带
年，抗日战争转入反攻阶段，新四军在浙东的“三北”、“四明”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为了扩大根据地，新四军南进部队着手开辟“会稽”和“金萧”两块新的根据地，建立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通往“四明”和“会稽”之间绍兴南部一带，由于国民党绍兴县政府的军政机关和其部队的活动，影响了浙东根据地的发展。因此，绍南一带成了敌、我、友三方必争之地。5月1日，郑重为带一个中队官兵来绍兴蒋村担任绍兴县县长，过后几天，将县政府机关移驻裘村，为了站稳脚跟，派人到诸暨旧部招兵买马。中共组织获悉这一情报，认为这是打通会稽游击区与四明山根据地政治交通线的良好机会，决定通过各种渠道，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和外围骨干来绍兴工作。就在此时，虞键通过他的舅父李士豪的介绍，以及虞与郑是诸暨老同乡的关系，来到绍兴裘村任县政府秘书，兼任县抗日自卫大队参谋和以短枪为主的县特别行动队干事长。虞键很快与早已打入县军政机关的中共党员杨建华、孟亚非和陈良恩等人接上了头，并决定由陈良恩与虞键保持联系。不久，通过虞键身边的中共党员姜明每月几次的交通联络，中共会稽地委副书记马青先后又派遣了31名中共党员安插到绍兴各个部门。
5月下旬，绍兴县抗日自卫大队大队副汤寅（中共党员）和参谋虞键率领地方武装，先后攻克了西路口、车头、平水、上灶、漓渚等地的汪伪据点，一时士气大振，也深得县长郑重为的信任和器重。趁着这个有利条件，虞键向郑重为提出建议，认为原特别行动队的名称不符合抗战实际，应改名绍兴县青年反敌行动队为好；并且为了抵制三青团的插手，虞键执意要求郑重为兼任队长，此建议被郑重为接受，立即进行改编。6月初，青年反敌行动队在裘村成立，队员有60余人，其中极大部份是中共党员和外围骨干，队长由郑重为兼任，而副队长则由虞键升任。虞键遵照上级党的指示，执行三条原则：一是多交朋友，做好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二是严守党的机密，抓好抗日武装；三是密切联系群众，以便早日建立起会稽山敌后抗日根据地。青年反敌行动队以政治宣传为主，军事活动为副，从事土地调查，开展抗日锄奸，出击敌伪据点等，都取得了胜利成果，士气民气随之大振。
同年6月底，虞键按照中共会稽地委的指示，建议郑重为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青年队员训练班和乡、保队副训练班，得到郑的赞同。虞键和孟亚非等人都担任了政治教官，分析抗战形势，宣传爱国思想，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政治觉悟，到了7月底，两个训练班同时结束，这些学员中的大部份都靠拢共产党，分头到各地区开展工作。10月份，由于青年反敌行动队的努力工作，以及县抗日自卫大队多次出击汪伪据点，迫使绍兴汪伪军谈坤部队反正投诚，被编为绍兴自卫总队，下设几个大队，均由青年反敌行动队队员去当政治指导员。
年1月初，自卫大队副汤寅了解到左地指挥所指挥官李士泉，在脱党后叛变为特务，专门搜集共产党员的活动情况，向国民党敌特机关密报，感到此害不除，后患无穷，遂写信报告县长郑重为，说李士泉阻挠部队出击，抗战不力，在敌伪扫荡时自行离队等恶行，要求郑将李调走。郑得悉后大为恼火，以管不了李士泉为由，将他送回浙东行署。不料李士泉反咬一口，竟向浙东行署告密，说郑重为重用“异党分子”，在青年反敌行动队和抗日自卫大队里都有共党分子活动。他还列出一份包括虞键、汤寅等人的黑名单，要求浙东行署查办。1月20日，国民党浙东行署和挺进纵队密电通缉汤寅、虞键等二十余人，说有“奸党”嫌疑，要求郑重为派人立即将他们逮捕，从速押往天台受审。幸亏这份密电被出任县政府特别秘书、中共党员杨建华译出，火急把这一紧急情况告知虞键。虞键急忙召集身边几位党员商量对策，决定尽快撤离。并通知其他有关人员，全部撤离绍兴，返回诸北待命。
2月间，虞键参加诸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任诸北办事处副主任兼行动大队长。以后，他率部奇袭了海阔寺，拔掉了孙家溪鬼子碉堡，开辟出一条浙赣线从路东到路西的通道，又曾奇袭了敌伪堡垒成功，经过墨城战斗，扩大了诸北敌后革命根据地。
印刷出版革命刊物
年7月，上级组织委派虞键到诸北根据地，担任根据地宣传机构《时事简讯》社社长兼总编辑。在诸北农村黄泥宫有一间大草房就是“简讯”社的所在地。这里名为新闻出版机构，是根据地的宣传喉舌，可是设备十分简陋，几张方桌和长桌算是办公桌，两架手推油印机以及钢板、铁笔和蜡纸，就是全部印刷设备，“简讯”的新闻来源，大多数是从中共地下刊物选上几段翻抄刻写，有的则是从敌伪报刊里挖掘到的消息，经过改编而成。而编辑则是先在纸上划好版面，再用铁笔在钢板上刻写。刻好一张蜡纸，经过校对改正，就放到油印机上手推油印。这一整套程序虽然简陋，但也要求甚高，首先刻写蜡纸要求字迹端正，用力均匀；而且在刻写之前就要设想好稿子的位置，一旦刻上就不可能移动了。另外对于印刷时也要求着墨均匀，力度恰到好处，这样印刷品才能显出清晰整洁，蜡纸也能多印。
“简讯”社有40多名工作人员，分为编辑、刻印、发行和总务四股，尽管没有工资，但大家都干得甚欢。此时，虞键原先一手漂亮的书法正好派上用场，在这一时期，他又练就了刻写蜡纸的好手艺（此后在上海地下工作时，好多期《沪讯》就是他亲手刻写的）。
一次，从新华社的电讯里收到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全文，虞键兴奋异常，立即集中力量加紧翻印，先是审看译电稿，然后就分人分段刻写。这一次虞键要亲自校对，他拿着蜡纸边看边读，旁人则看原稿校对，一旦发现错字，虞键划上一根火柴，立即吹灭，利用火柴头的余热，熨融错字，随即写上正确的字，连续奋战一个多星期，终于将《论联合政府》的全文印刷完成，通过发行渠道发送到各地。
由于“简讯”社有一套印刷设备，浙东游击根据地也交付新的印刷任务，负责印刷边币（根据地钞票）和粮票（根据地就餐券）。
年7月，情况突然恶化，敌伪方面获悉虞键在诸北，准备出动人员前来抓捕，上级通知虞键立即转移。于是虞键召集全体工作人员，说明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疏散转移。他把人员分成两人一组，每组携带什么设备，转移的路线，集中的地点等，一一交待清楚。
就这样，这位社长再一次转移，调任绍兴县漓渚区主席，在渚绍萧边区继续战斗。但就在这一时期，他有过一次失误，因为对敌情侦察不明，贸然发动战斗，导致部队遭受损失，为此受到上级的处分。但他并不因此而消沉，相反的，从挫折中接受教训，政治上更成熟了。
抗战胜利后，10月份，虞键因积劳成疾，经常咳嗽咯血，上级批准他暂离岗位。他先到上海在朋友家住了两个月，12月份，他到太湖边一个村庄养病，在三、四个月时间里，他协助孟亚非和另一女同志应文，举办民校，担任教育工作。由于形势变化，新四军金萧支队奉命撤往江北根据地，在紧急的情况下虞键失去了组织关系，他辗转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地下斗争
年4月间，虞键第二次到上海，住在舅父李士豪的家里。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虞键凭着他超人的能力，完全能谋个好职业，享受安逸的生活，但是那挥之不去的战斗生活情结，那犹在耳边的入党誓言，使他陷入了深思。在两个中国命运决战之际，他不能游离于时代变革的斗争之外，他要继续担负起为人民翻身解放贡献一切的重任，他要寻找新的战线。他知道舅父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执行委员，是一位经受过多年斗争考验的领导人，目前正在为恢复上海党的组织，为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而操劳，他想自己可以为此出点力，这样虽然清苦，但这是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而此时李士豪也正在考虑，对虞键这个外甥他是非常了解的，他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机智灵活，能适应各种斗争环境，如果能参加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一定能发挥重要作用，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从此虞键带着刚痊愈的身子，精神焕发地开始了在农工党的革命生涯。
他设法搞到一张《正言报》记者证，一面协助李士豪整顿该党上海市组织的各项事务；一面运用各种关系，热情帮助未能撤退而来沪的金萧支队伤员、军属及地方干部等，安排就业岗位，藉以隐蔽下来。同年7月，经李士豪和农工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曾伟介绍，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先是任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干事，初农工党中央驻沪办事处撤销后，成立华东局，虞键任农工党华东局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曾伟奉召去香港工作，上级决定由虞键代理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他配合在沪的农工党中央领导人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建立了友谊和信任。他在中共华东联络局吴克坚、刘人寿等同志的协助下，与民主党派人士结成了广泛的反蒋民族统一战线，为浙江会稽山人民武装斗争的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
年10月，与上级失去联系的中共金萧地区特派员马青派余惠民来沪找虞键，要他找到中共上海办事处，汇报重建浙东武装部队的问题。虞键通过农工党和民盟中央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关系，及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征得李士豪先生的同意，将来沪未能北撤的浙江地方干部陈孟贤、马行健、钱熙春等同志，带到李家隐蔽了4个月；后来他又通过国民党联勤总部被服厂厂长、农工党员万云，将他们分别安置到总厂和沪北分厂就业隐蔽。他还通过关系将浙东游击队伤员魏纪云、军属骆幼玲及马大伟叔侄、骆文皋、陈香珍夫妇等20余人，介绍到工厂做工，以解决生计问题。
年8、9月间，会稽山人民抗暴游击司令部派钱进来沪送达命令，决定该游击队在上海建立秘密驻沪办事处，并任命虞键为驻沪办主任。他在北河南路号顶下一间门面，以开设烟纸杂货店作掩护，事实上成了地下交通联络站。钱进带来会稽山游击队一批钱款，要求虞键尽快搞到武器、军用收发报机、和进步书报等重要物资和书刊。他竭尽全力地进行筹办，通过各种关系，先搞到一批短枪，经过原部队枪械所指导员顾佑民逐支检查，直到认为确实完好，即派王兰亭（农工党员）送到杭州某联络站，交给了金萧支队司令员蒋明达。他委托冯超今买到了军用收发报机，由游击队军需主任钱熙春专程来沪带走，到了驻地后，因技术问题搜寻不到新华社的波段，虞键得知后，赶紧再派冯超今星夜兼程到游击队根据地，经过检修调试，终于和新华社电台取得通报联络。虞键还特地去香港，与驻港的《解放日报》记者接上了关系，将解放区出版的《解放》、《群众》等杂志，设法转送到游击队。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冒险行动，虞键全部完成了会稽山游击司令部所布置的任务。
10月份上旬，会稽山方面又派人来沪，是诸暨地委副书记马青委派周小兰（又名张扬）前来打探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的被捕及狱中情况，虞键于是设法打通了各个环节，探听到刘清扬的真实情况，并为确保周小兰的安全作了一系列的安排。由此，虞键受到启发，应当设法给随时来沪的浙东同志找一个隐蔽的栖身之地，于是他在南星路14号二楼租下一间房间，并通过妻子孟亚非以及时任虹口区区长的黄芝宇和胡淼年和彭明等同志（他们都是农工党党员，解放后分别在农工党上海市委会任职），搞到了一批身份证、记者证、军工证及军装，使来沪的同志便于乘车和开展活动，又可以作为他们返回游击区途中的护身符。关于接头方法，浙东来人，一般先由孟亚非接头，然后和虞键具体洽谈；如有捎来密件，亦由孟亚非收入后转交，上海方面密件由孟或虞亲自交递；如果派来的是女同志，则由孟亚非接待并协助工作。浙东游击队先后派到上海来的人有余惠民、张扬、周明、钱进、应怀以、赵觉凡、蒋忠等。其间还有一位老周同志自浙东来，要接夏高阳（时任东阳县长）去鄞西会商。虞键深怕途中发生意外，遂亲自陪同前往。到达宁波西乡，因国民党军队正向金萧支队大举进攻，原先想通过望春桥去鄞西的计划受阻。是晚只得宿在一老百姓家里，外面通宵达旦都是巡逻的敌人，真是草木皆兵，情景十分危险，他们已作好了最坏的准备。此时，虞键依旧沉着镇静，一面安慰夏高阳，一面根据变化的情况随时作出果断的举措，总算化险为夷，顺利地同游击队接上了关系。虞键还支持沈国英等同志在杭州搞灰色武装，秘密地夺取了国民党运送的武器弹药。为了营救被捕的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周明等人，他数次冒险打听敌人内情，从而最终设法把周明营救出来。
为了尽快传递中共方面的信息动态，鼓舞革命志士的斗志，虞键亲自负责党刊的编印工作。他运用原先在渚北根据地办《时事简讯》时学到刻写蜡纸和油印的技术，出版一本32开本的油印小册子《沪讯》（开本小，便于掖藏和传递），他把收集到的电讯稿、敌人发行的报章中的反面信息以及内部同志撰写的文章，自编自刻，通宵达旦，他自己也化名于介、金阶、史明、思明、夏雨等，撰写评论和通讯。他刻写的蜡纸工整清晰，一期材料全部刻写完毕后，悄悄地来到伍启惠的家里（他是农工党员，也是手摇速印机的创制人）立即速印装订。出版后，通过约定的渠道，分条分点分发，很快就传递到党员和联系人士的手里。《沪讯》中刊载了中共中央文件、毛泽东、朱德的著作以及其他宣传材料。《沪讯》的秘密传递，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千方百计企图抓捕出版者及破获印刷场所，可是虞键十分机警，他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居无定所，敌人始终没能得逞。
支援杭州青年的革命活动
年，统治杭州的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力量，激发了革命青年的强烈反抗，杭州市一部份青年学生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他们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向往革命，急切地寻找着革命的道路。同年九月，进步青年邵骏奇在杭秘密串连了廿余名学生，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的宗旨是：学习革命理论，传播革命真理，发展会友，揭露旧社会的罪恶，宣传解放区的民主自由及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优越性。“读书会”成立后，同志们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要有党的领导。邵骏奇根据大家的迫切要求，去上海找到好友沈国英（农工民主党党员），通过沈国英向李士豪汇报了该组织的情况。李士豪指示虞键领导该组织工作。此后，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给“读书会”送去了大批革命书籍，计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在晋察冀边区干部会上的讲话》、《闻一多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新华日报》、《大公报》、《华商日报》等。为了团结更多的人，“读书会”在成立后约一个月，改名为“团结进步社”，先后在杭州师范、中正中学、杭州高级中学、新群中学、嵊县简师、宁波高二等校发展了十多人。虞键将“团结进步社”的情况介绍给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从此，“团结进步社”革命有了方向，他们在金萧支队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白区地下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根据当时金萧支队急需枪枝弹药，而国民党正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的情况，沈国英、邵骏奇两同志提出“活动组织灰色武装，队伍带往金萧支队”的建议，报请中共金萧支队党组织批准后，由沈国英从上海农工党带来活动经费，向伪浙保头头多次送礼，要求成立部队。以求饭碗为名，在祥符桥搞起了伪浙保新教十六连，指派“团结进步社”男成员马思、向前等作为新兵，在当地举办了农民夜校，分“农民识字班”和“成人班”，对农民进行了识字教育和阶级教育，当地农民说：“丘八为农民办学，如此好队伍自古少见”。
在此期间，印发了金萧支队送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分发大家学习。
三月中旬，经多方努力，新兵连虽已成立，但伪浙保迟迟不发枪枝，几次催发未成，再搞武装暴动已无希望。沈国英、邵骏奇向金萧支队领导汇报这一情况。支队领导根据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急需革命力量这一情况，指示“团结进步社”将成员输送到金萧支队。先后输送了二批，共20人。原定第三批全部撤离杭州到金萧支队，由于特务告密而未成。敌人抢先下手，秘密逮捕、监禁了该社一批骨干分子，难友们在狱中经受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坚强不屈。
一批战友被捕了，狱外的同志怀着仇恨、更加努力地工作。杭州解放前夕，农工党浙江组织曾以金萧支队的名义，在官巷口—鼓楼一带张贴了宣传党的政策、瓦解敌人的标语，策动伪军弃暗投明；由上海运来手枪、子弹，用这些武装保护了国民党要炸的军火库；运送了整箱的手榴弹、步枪、子弹，供给中共常州地下党武工队。
4月26日，我解放大军逼近杭州，国民党反动派在仓惶逃窜时，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被捕的12位同志在艮山门外下菩萨地方集体被枪杀。
“文化革命”中，这12位同志，也同许多活着的老同志一样，被诬陷为“特务”、“叛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原金萧支队领导人及沈国英等同志四年多的努力，年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这12位同志为革命烈士。
秘密护送革命志士
诚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一段惊险暗渡场面，护送革命志士去解放区，也是虞键和他的前任曾伟所领导的农工党上海市党部进行地下斗争的重大功绩之一。年，浙东金萧支队奉命北撤后，一批来不及撤走的干部和一些伤病员以及家属陆续到达上海，虞键除了把伤病员和家属分别安排在上海工作外，还想方设法将一些干部，加上原在上海各个单位工作，由于参与反蒋斗争，组织遭受破坏，本人身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呆在上海的同志秘密护送到浙东游击区。他先后委派李庚中、李国华、李寿彭、郭佳才、孟全康、詹友三等同志作向导，分批护送工人、青年学生、教授、职员、文艺工作者到解放区参加革命队伍，既扩大了革命队伍，又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和增强了战斗力，例如音乐家朱今楼教授、著名记者赵戈今和林宏、袁平以及一批文艺工作者等同志，很快就成了部队的得力骨干，朱今楼还担任了文工团团长。
这里再举林宏一例。年8月下旬一个深夜，位于上海西门路的星群出版社遭特务查抄，林宏参与编印的《诗创造》月刊被勒令停刊，并追查有关人员下落。获得这一惊人噩耗后，臧克家、曹辛之等同志先后出走香港，林宏也逃到外地避险。隔了一些时月重返上海，林宏与蒋燧伯、江星明几个人商量，上海肯定待不下去了，到香港也干不了什么，不如直接投奔解放区。可是当时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他们几次的打算都遭到失败，心中十分焦急。一天，林宏的朋友胡塞前来告诉他，胡塞在静安寺外国坟山（今静安公园）同民盟上海地下支部组织部长尚丁（当时化名司徒燕山，20世纪80年代担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碰头，提出去解放区一事，尚丁答应想办法。约在12月月底，一天下午胡塞到林宏家，说尚丁将带一个人来商量去解放区之事。林宏家在北四川路赫林里（现为柳林里）32号，是弄内最后一家。次日，他开好大门并在三楼卧室迎候。这时胡塞在横浜桥永安电影院门前与尚丁打了个照面，即在前面引路，相隔一二十米，尚丁尾随前往，在尚丁后面一段距离，还跟着一个人。相继走进林家后，尚丁向他们介绍：这是农工党的领导人虞键，在他们看来，虞键约有30岁，瘦长个子，身穿呢长袍，头戴黑礼帽，脸色较黑，目光炯炯有神，看来十分精明干练。当在谈话中听到提到的人名和地址时，虞键会询问几句，然后默诵在心，从不写在纸上。虞键答应护送他们去浙东游击区，且等待一些日子，并说部队正在筹建电台，急需电台收发报员。他们中有王曦（王荣金）曾在军队做过电台工作，于是王曦先行过去。不久，虞键约定林宏、江星明、蒋燧伯、吴朝恩、张林影和胡塞6人在北四川路余庆坊江星明家会面，表示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并介绍了浙东游击区的基本情况，那里地处浙赣铁路的两侧，几个县交界的山区，离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较近，战斗环境相当艰苦，每天要行军、爬山，鼓励他们不怕艰难困苦，去新天地里战斗锻炼，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虞键又提出去浙东途中的注意事项，行前要绝对保密，行动时分为三个小组，每两人一组，要注意自己的服装和相互配合的暗号行动，既作互不认识，又要保持距离。约定了出发日期，告知这次行动一切听从护送人员李寿彭的指挥。交代清楚后，虞键同林宏他们一一握手道别，期望在根据地重逢。出门以后即消失在夜色中。以后的秘密前往诸暨的具体行动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
年3月，虞键从上海进入金萧游击根据地，向蒋明达支队长汇报情况，与支队长秘书林宏再度见面，彼此都显得十分激动。虞键对林宏说，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消灭蒋家王朝指日可待，他勉励林宏坚持革命斗争信念，克服各种困苦，努力工作，将来更好地建设新中国。虞键在当地住了一夜，次日部队开发，他们之间匆匆告别，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经过在部队的锻炼，林宏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解放后长期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但他始终记得是农工民主党带领他走进了革命队伍。
统战和策反工作
年5月，虞键在进行上述各项地下工作的同时，还和赵寿先一起领导农工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以配合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借用了苏联领事馆和苏侨俱乐部的合法场地召集各种会议，举行诸如青年对国家对社会的职责、青年人如何培养性格提高修养等报告，开展联谊、游乐活动等等，从中间接含蓄地夹叙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进行了有力的鼓动。不少青年热血沸腾，纷纷要求参加革命组织。虞键因势利导，根据中共华东局和浙东游击队的指示，秘密地建立了青联组织，发展了一批青联成员，解放后，这些同志都得到了确认，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虞键还利用《沪讯》的出版条件，与农工党市党部内的统战支部负责人赵寿先紧密合作，大量印刷了《拓荒》丛书和《行动》手册，秘密翻印了毛泽东的著作《五四运动的方向》等文章，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传递和散发，大大鼓舞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为开展反蒋统战工作制造革命舆论。年10月，赵寿先同志不幸被捕，以后支部的另一负责人焦伯荣也遭捕，他们相继牺牲，统战支部遭到破坏，在这危急关头，虞键一面设法营救同志，一面派赵寿先的未婚妻叶素同志到香港，向农工党中央领导人报告和请示，上级领导同意重新建立统战支部，于是虞键委派刘楠接替赵寿先的工作，继续领导上海青联进行反蒋斗争。
为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虞键和农工党华东局委员申葆文（解放后曾任农工党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严北溟教授（农工党员）一道，配合万云(农工党华东局委员)做国民党联勤总部被服厂少将厂长周济文的工作，说服他拒绝执行上级把机器运往台湾的命令。他又配合李士豪工作，派边美棠同志返回诸暨，专做诸暨县长张勤生的工作，敦促张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同时他还陪同李子青同志走访了严北溟、夏高阳等人，委托他们一起做伪东阳县长祝更生的开导工作，促其早日起义，终于获得成功。虞键又配合农工党江苏省党部章师明等同志做国民党江防司令部江阴炮台军官吴钟奇的策反工作，促其在大军过江时阵前起义，为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让出通途，此举又获成功。虞键还派倪伟思同志去南京做国民党军统特务关垕坤的工作，敦促其弃暗投明，主动交出了敌特名单、敌台呼号及发报机等；对于关所提供的情报，虞键立即送给中共华东局领导人。虞键还派任建树同志去东阳搞策反工作，派程可超同志到常州当地搞策反工作，以后由于虞键的不幸被捕，对他们的联络遂告中断。
苏联领事馆的秘密情报合作
如何把地下工作中收集到的各类情报及时有效地传送到中共领导方面，一直是农工党市党部急于想找出妥善渠道的思考问题。年上半年，经由中共人士王炳南的介绍，并由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连瑞琦的安排，曾伟、虞键、倪伟思认识了一批苏联朋友。在几次交往后取得了共识，鉴于苏联驻南京大使馆也在积极收集情报，以了解中国局势的发展，并且他们同中共已有情报交往，因此决定联合搞地下情报通讯。由于涉及到国际关系，苏方对情报合作采取极其谨慎和机密的态度。
初次接触是在一个傍晚，虞键和倪伟思身穿西装，漫步在林森路（今淮海中路）杜美公园（今襄阳公园）门前。9时正，一辆挂着苏联驻沪领事馆牌照的黑色轿车渐渐驰近，停车后走出一个神情严肃的中年白人，径直向虞、倪两人走去。虞键迎上前去与他打招呼，并出示记者证。洋人接过一看，正是原先约定的《正言报》记者证，便莞尔一笑，用流利的上海话说出接头的暗语，虞也回答了暗语，对上了暗号，洋人便邀请两人上车，迳行在上海马路上兜风。车内双方作了自我介绍，对方是常驻上海的苏联领事馆官员邓捷耶夫。他告诉他俩，领事馆的车子有特许通行证，即使全市戒严也不受检查，在车上商谈最为安全。双方约定合作，但为了安全，要求中方只允许曾、虞、倪三人同他们来往；同样，中方也要求苏方固定三人见面。邓捷耶夫说，此事重要，要立即回南京向大使本人汇报；邓又递给他俩去苏侨俱乐部参加周末舞会的请柬两张，提醒届时将有回音。
几天后的周末晚上，虞键来到苏侨俱乐部。不久，邓捷耶夫迎来，把虞键引到楼上房间，此时，倪伟思已经等在那里了。邓捷耶夫说，大使听了汇报后，赞同双方合作，又说：“罗申大使相信，我们的合作将会有良好的效果。请你们明天下午三时到南京中山陵去，会有人接你们去苏联大使馆”。并又交待了具体的接头地点和方式，便送他俩回到舞池。由于虞键在次日有突发事件要处理，无法离沪去宁，只有倪一个前往南京。苏方见只有一人，与约定的不同，就避而不见，这次接头失败。
过后，虞键与邓捷耶夫重新约定时间，由倪伟思陪同来到南京的闹市区一个商场。邓也领着大使馆参赞季沫费夫前来见面，同车来到苏驻华大使馆，受到了罗申大使的热情接待。双方详细商讨了情报合作的范围、收集重点和交换传递的方式方法，议定在南京、上海、香港三地建立情报通讯站。事后，虞向上级汇报并经同意，由曾、虞、倪三人分别任三地通讯站的站长。虞键分配倪伟思在南京建站，他回到上海后又陪同曾伟去香港建站。
虞键返沪后，亲自掌握上海站的情报工作，三地收集到的情报在上海汇总，经他亲自编审后，由他和倪向苏方交换。交换场所或约定在公园和饭店，或去苏侨俱乐部，或者就在领事馆的汽车上。苏方拿到情报后，用电台发往中共中央。这时上海和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利用这一渠道向中共中央传递情报。另一方面，苏方提供的情况，虞键也尽快向组织递送。每次联络，事先虞键都作了周密的安排，既谨慎又机智，始终没有暴露，为此邓捷耶夫十分钦佩。
国民党在上海的两大特务机构中统局和保密局，都在竭尽全力地侦察这一情报活动的底细。由于虞键采取了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工作基本上由他一人日夜苦干，所以这一特殊的秘密情报合作，始终没有被国民党特工侦破。年3月后，为支援解放大军渡江南下，情报工作的任务骤然加重，虞键投入主要精力，几次去南京与罗申大使秘密会面，研究工作。
上海解放后，这一情报合作即告终止，苏方合作人员也要奉调回国。他们专程到上海，通过中共上海市委的安排，与倪伟思会面和告别，得知曾、虞二人已惨遭杀害，他们对此表示深切的哀悼。
坚贞不屈从容就义
年4月2日，农工党南京市党部委员刘启纶从南京来到上海，住在关系户山阴路恒盛里47号中国农民银行宿舍章道真的家里（底层客堂间），他此行是来向华东局汇报南京市党部准备对宜兴、溧阳及太湖沿岸的地方武装进行策反的工作，以迎接解放军渡江，并同上海组织商量如何一起着手进行。经约定，于4月5日在恒盛里见面。是日上午9点钟，倪伟思先到，9点半虞键也到了，申葆文于10点到，他说曾伟因江西有人来沪商谈，要晚一点来。直到近11点钟曾伟仍未到，虞键恐怕他找不到地方，叫倪伟思到外面去迎候。倪还未走出恒盛里即见曾伟走来，于是一同进屋。
这时5个人（曾伟、虞键、刘启纶、申葆文、倪伟思）一起议论如何对这批地方武装进行策反事宜。谈话间，倪突然发现有人在门口向客堂方面窥视，即提出要注意。到了12点半，忽然有人打门，刘启纶走出去开门，却没有发现人，立即对大家说：今天散了吧，以后再商量。刘继续留在客堂间，申与倪先走，两人默默而行。曾与虞因话未谈完，两人边走边继续谈话，落在了后面。当申、倪走到四达里附近，倪突然觉得有人打了一下他的右臂，倪立即回头想看清何人碰他，只见街上行人慌乱走避，倪等也加紧走了几步。仅仅过了一会儿，只见特务们一边举枪喊着捉共产党，一边向前追过来。倪在慌急之中，急中生智，佯到就近的糖果店买糖果，随即雇了一辆三轮车，关照拉到南京路。车到溧阳路口，看到虞键已不幸被捕，迎面押解而来。但见虞键紧闭双唇，双目直视，昂首阔步，在一群鹰犬的押拥下，向着北四川路底走去。倪伟思侥幸脱身，即去连瑞琦与杨清源处报告这一不幸消息，请他们设法营救。
农工党上海组织得此噩耗，大为震惊，即刻利用各个关系，打听到曾伟、虞键、刘启纶已被关押在威海卫路第二稽查大队，赶紧想方设法营救。此时大军过江在即，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虞键等施尽酷刑，却始终一无所获。万恶的反动派终于下了毒手，在上海解放前夕，根本未经司法诉讼、判决程序，残忍地将虞键以及其他革命志士一起杀害于闸北区宋公园（今闸北公园边缘），是年29岁。
血荐轩辕，赤胆忠心昭日月
解放后，上海《文汇报》复刊，一天报上刊载任白涛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他在狱中认识一位难友叫于思明（于思明是虞键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受尽了酷刑拷打。年5月21日夜间，反动派刽子手叫到了于思明的名字，这时他从容地站起了身，与难友一一告别，昂首阔步走出牢门，慷慨就义。（由此得知虞键是在5月21日牺牲的）
上海解放后，农工党上海市党部会同虞键夫人孟亚非，在宋公园的一个泥坑里找到了虞键的遗骸，但见他口中被塞上布块，双手反绑，身上铁丝缠绕，真是惨不忍睹。法西斯分子害怕虞键临刑时高呼革命口号，竟然下此毒招，实在可恶之极，令人发指。同一地点还发现曾伟和刘启纶等人的遗体。
在联义山庄的协助下，虞键遗体被安葬在江湾第一革命公墓。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追认虞键为烈士。20世纪60年代后期，漕溪北路建立上海革命公墓，烈士遗体迁葬于此。年根据市政府规划，在龙华建立上海烈士陵园，又将虞键其他农工党烈士的遗骨灰盒一起迁至龙华。在陵园中的纪念馆里，展出了虞键烈士的光辉事迹，并随同用特制设备播放录像。每年清明节农工党上海市委会都到这里祭奠，这里也成了对农工党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虞键烈士短暂的一生，参加革命仅仅十二、三年，却演绎了如此丰富多彩、可歌可颂一幕幕革命活剧。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坚毅、机智、勇敢的赤胆忠心，堪为我们后人的楷模。
巍巍青山，昭昭日月。血荐轩辕的虞键烈士，伟迹不朽，英灵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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