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集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摄制组先后赴22个省（区、市），拍摄40多个典型案例，采访7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纪检干部，采访苏荣、周本顺、李春城等10余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剖析了一些典型案例，讲述了一些鲜活的监督执纪故事。今天播出第四集《利剑出鞘》，一起来看吧。
矿工：我宣誓：遵章守纪、执行规程、珍爱生命、平安回家。
这是山西大大小小煤矿中普通的一个。工人们正准备排队下井，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山西各地上演着。 这个面积只有全国六十分之一的省份，却出产着全国四分之一的煤炭。随着工人们下井劳作，从井下输出的是源源不绝的煤炭资源。 有一句话说，山西因煤而兴、因煤而困。丰富的煤炭资源一度撑起山西的经济发展，但山西也因此面临环境破坏的危机、安全生产的压力、产业依赖的问题。除此之外，它还带来了另一重严峻的困境，那就是：煤炭经济也滋生出了官煤结合、权钱交易的现象，让山西成为了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严重违纪问题……；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山西，由此揭开了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盖子，随后的一系列反腐举措震动山西。省部级干部就有7人落马，省会城市太原连续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被调查，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年处分违纪党员干部人，其中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山西塌方式腐败问题之所以被揭露和查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央的巡视工作发挥了从严治党的利剑作用。除了山西塌方式腐败，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南充拉票贿选案都是巡视发现的。被查处的中管干部中，超过一半的问题线索也是由中央巡视组移交的。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山西之所以出现塌方式腐败，我的体会就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下面也对上面有影响，上面也对下面有影响；山西的整体风气对我本人也有影响，我的行为也对山西的风气也有影响。
聂春玉，年8月被中央纪委调查，当时任职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在此之前，年到年间，聂春玉在吕梁市先后担任市长、市委书记。他落马的主要原因，是在吕梁任职期间大肆买官卖官，严重程度在山西全省都相当突出，吕梁也因此成了山西“塌方式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董芳（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工作人员）：他主要是大肆卖官鬻爵，我们调查过程中认定他有30个人给他行贿，这30个行贿人中间有29个人是党员干部，这29个党员干部遍及吕梁市所辖全部13个县市区。这些党员干部给聂春玉行贿的同时，也在收受他下属党员干部的贿赂。聂春玉他自己跑官、买官、卖官，自己带头把整个班子、整个队伍带坏了。所以在十八大以来，就是吕梁市当地共有5名地厅级干部，83名县处级干部，因为违纪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17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位于山西中部的吕梁，曾经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一部《吕梁英雄传》，塑造了曾经活跃在这里的抗日英雄群像，让吕梁全国闻名。这样一片有着红色记忆的英雄土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腐败现象污染的呢？ 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山西为什么腐败严重，关键是有资金来源。煤炭黄金十年，基本上就是年开始煤炭（趋好）形势就好了，吕梁又是51%的国土面积下面都有煤，掌握实权的这一部分官员，就是矿主所行贿的对象。 年左右，煤炭需求随着经济发展迅猛上涨，煤价急剧攀升，由此开始的十年，被称为煤炭产业的“黄金十年”。吕梁市由于煤炭资源丰富，在这十年里飞速发展，从年前GDP全省倒数第一的最贫困地区，到年GDP排名全省第四，增速全省第一。许多人一夜暴富，但心态也一夜失衡，权力和金钱相互缠绕的黑色链条也随之生长、逐渐蔓延。 董芳（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工作人员）：煤炭老板你要在山西，你要能拿到煤矿，而且能够正常的生产开采，这样都需要当地领导干部的关照，这些煤炭老板，都会围猎当地的县委书记也好，县长也好。这些领导干部需要钱的时候，他是随时随地会给这些领导干部准备。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他的钱去买官成功之后呢，跟他的关系更紧密，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所谓更大的庇护。 中阳钢铁有限公司是吕梁最大的一家民营企业，集采煤、炼焦、炼钢、发电等多种产业于一身。董事长袁玉珠多年来以逢年过节上门看望的方式，向不少官员输送过利益。袁玉珠（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这个是谁说了算的问题，说的算的人肯定要去，说不算的人肯定也不去，权力大小决定给的大小。
当官位大小和利益多少挂上了钩，不少人的权力观发生了扭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随之越来越严重。
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都是逢年过节看望，一般来说两三万美元。但是一般不直截了当说，我要当哪个书记，或者我要当哪个县长，闲扯两句话就走了，有时候他和你本人，不是硬塞给你了，不是的，他是看着你房间里面，比如说你公文包在桌子上面放着，他就直接拉开公文包把钱放到里面就走了。心里也都清楚，每个干部目的是，下一步是想干啥都清楚，应该清楚。 去吕梁任职之前，聂春玉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心做了20多年的研究工作，理论水平在山西小有名气。年，48岁的他调任吕梁，第一次走上掌握实权的领导岗位，随后他在吕梁主政的8年，正好赶上煤炭经济的黄金时期。然而，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很快就迷失在权钱交易之中。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拒收的这种情况，随后就是有选择的，一部分人关系好，比如说咱们关系密切，我收，关系不密切的不收，再发展把这个收钱收物不当成多大的事，这个底线不能破，破了以后就收不住，破一次就收不住。
当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权力观发生了扭曲，把执掌的公权拿来做利益交换，对整个政治生态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辛鸣（中央党校教授）：上级脑子里面已经不去想说哪个干部给我送礼，他在想哪个干部没给我送礼。在那么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好跟坏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反倒是其他方面的工作业绩都搁到一边去了，先考虑有没有给我送钱，没送钱就先搁到一边去，你都进不到被选拔的视野里面来。
政治生态一旦败坏，就会使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干部滑到跑官、买官的邪路上去。闫刚平，吕梁市离石区委原书记，也是这次被调查处理的干部之一。
闫刚平（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区委原书记）：各种因素都有，有自身的问题，也有环境的问题。 闫刚平说，他自认为想干事能干事，起初不愿意走跑官、买官的路子。然而年，吕梁市县长换届公开选拔，闫刚平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最后却没能当上县长。 闫刚平（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区委原书记）：我也没有去活动活动啥的，在10个里面选6个，我后面的选上了，但是我没选上。 这次的选拔结果，对闫刚平的心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随后几年里的一些人事变动，让他的想法进一步发生改变。 闫刚平（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区委原书记）：我一直是在给别人挪位子，我也感觉到了管用的是潜规则，不在于你工作怎么样。你得要注意做工作的同时，还要不能忘了把上头的关系理顺，要处理好和上面的关系。闫刚平所说的管用的“潜规则”、所谓的“处理好和上面的关系”等等，实际上就是“拿钱开路”、“花钱买官”。而一旦接受了潜规则，一切就变得不可收拾。因为要“送钱”就得“找钱”，行贿必然导致索贿、受贿。闫刚平第一次送钱上门是在年。
闫刚平（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区委原书记）：我也请关系好的帮我准备一点（钱），我也去看看领导，逢年过节。 许多被调查处理的吕梁干部都提到了当时的污浊的风气和环境，这些人既被它所影响，但同时自己又变成了这种风气和环境的一部分。刘广龙，多次以过年“看望”的名义，送给聂春玉总计上百万元，在聂春玉的帮助下，由汾阳市代市长升任中阳县委书记。 刘广龙（山西省吕梁市政协原副主席）：和我过去比，确实这几年是放松了，而且放松得很厉害。心理上觉得当干部时间长了，当干部要比老百姓生活要好一点，以至于形成犯罪，自己也觉得很内疚，三十多年党龄，领导当了二十几年，最后走到这一步。吴俊平，共分13次送给聂春玉总计上百万元，聂春玉帮助其由柳林县副县长升任吕梁市煤炭工业局局长。
吴俊平（山西省吕梁市煤炭工业局原局长）：总的来讲还是一句话，自己把这个线没有划清楚，哪些是正常的礼尚往来，哪些是违规违纪了，一种社会上不正常的现象，多了，就看成是正常了，所以这是犯错误走到这一步最大的根源。
据调查，这些有买官行为的干部，也都收受了下属和企业的钱财。吕梁的从政环境，就这样进一步恶性循环。而聂春玉自己在卖官的同时，也热衷于向上跑官要官。每次到省会太原，他都忙于吃请送礼，经营关系。
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说实在的，我是有从搞研究到当官的变化。作为主观上也就是思谋着，做了市长思谋着什么时候能做到书记，而且创造什么条件能够做到书记，做了书记思谋着怎么能够回到省里面当个副省级干部，目的就是为了升官。
当政治生态整体恶化，发生塌方式腐败是必然的结果。回顾整个过程，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主要领导无疑负有更大的责任。
谢春涛（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他有权力，他能够发挥普通干部所难以发挥的作用，比如说首先自己行得正，如果有人想给你送钱，你不光坚决不收，甚至还严厉批评这些送钱的人，那一定会产生正面作用，让那些有歪心思的人他打住了，让那些正派的人坚定地正派。政治生态如同自然生态，一旦受到严重污染，治理起来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山西落马官员之多、塌方式腐败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但是，想要扭转被污染的生态，就必须敢于直面问题、刮骨疗毒。
聂春玉（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过去这些年说实在的，山西确实存在反腐力度不大、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中央抓反腐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尽管把我抓住了，但是我也感觉到就得这么做，不然的话不行。 针对山西发生的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党中央果断决策，坚决查处了一批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并对山西省委班子进行了改组性质的调整。新的山西省委明确提出了“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的目标要求，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上任伊始，就把腐败重灾区吕梁作为调研的第一站，深入分析过去出现问题的原因。 王儒林（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吕梁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党不管党，党委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制度缺失，权力任性。第三个原因就是官德丧失。 纵观历史的长河，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迭，无不与“吏治”休戚相关。东汉末期、西晋时期吏治松弛，卖官鬻爵成风，王朝都很快覆亡；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著名的盛世，吏治都十分严格。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比如说唐太宗时期就非常注意官吏的官风，官吏的作风，官吏的廉洁这个方面抓得很紧。有许多罪，如果遇到国家赦免，那是可以赦免的，但是贪污腐败是绝不赦免。唐太宗说“致安之本，唯在得人”，这个“得人”，也就是有一支跟你同心协力，有一个共同理想、共同目标的官员（队伍），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一点是牵涉到国家是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自古以来，所有贤明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严格要求和管理，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治国先治吏”的治国方略。清代思想家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说的就是自上而下整饬吏治的重要性。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正朝廷以正百官就是要从上抓起，只有上正，下才可以正。激浊扬清，这是首要任务，什么是激浊扬清，就是要把腐朽的、浑浊的东西把它抛弃掉，要使清廉的这样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占据、高扬起来。
这里是江西南昌的地标：八一大桥。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而当革命胜利进入和平年代，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挑战也在变化。国家需要建设和发展，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加也会刺激欲望的生长，反腐败斗争必然面临严峻复杂的挑战。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提出来的。这只黑猫的猫爪牢牢按住一只抱着铜钱的老鼠，其寓意就是警醒人们：贪腐必被捉。然而，总会有人心存侥幸。 年5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第一轮巡视。一名高官就因为这次巡视发现的线索而最终落马。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苏荣，十八大后第一个因贪腐落马的副国级官员。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前，历任吉林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年，中央第八巡视组在江西省巡视时，在和当地干部的个别谈话当中，捕捉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 宁延令（中央纪委副部级巡视专员时任中央第八巡视组副组长）：当时有同志给我们反映，说我们江西前不久开省人大主任选举的一个会议，苏荣丢了将近50票，得票是倒数第一，然后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他又丢了将近70票，他得票数在当选代表当中是倒数第二。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他丢这么多的票，那显然就是说一些干部也好，包括一些代表也好，已经对他的意见很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答案随着巡视的进行变得越来越清晰。陆续有更多人向巡视组反映苏荣在江西主政时各种问题，尤其是反映苏荣的家人、亲戚在江西插手工程建设，插手干部人事，收受钱财的问题非常突出。经中央纪委调查，很多反映的问题被查证属实。
苏荣（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你在这个地方当主要领导本应严格约束自己，为百姓谋利益，可是你的家人上这儿来谋好处，把你主政的地方变成了谋取私利的领地，这就叫权力异化，忘记了权力是谁给的，应该依靠谁，为了谁。现在就放我出去我都没法出去，怎么去见熟人，同学，特别是老领导，我无法去见面，我没脸去见面。
苏荣的妻子、儿子、女儿、弟弟、乃至各种远房亲戚，很多人都曾经利用他的权力为人办事，收受好处。
张甫（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苏荣这个案件一共有十多位亲属都涉案了。苏荣他自己讲，他是他们家全家腐败窝案的掌门人。这种家族式腐败是非常典型的。
苏荣的妻子于丽芳在当地被称为“于姐”，很多人反映她在当地擅权干政，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江西景德镇是有名的瓷都，于丽芳非常喜欢瓷器，为了托她办事，不少人投其所好，买来各种名贵瓷器上门送礼，于丽芳来者不拒，甚至主动索要。
苏荣（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我用四句话把我这个犯罪过程反思了一下，叫作收受别人的陶瓷瓷瓶，被碰得头破血流；收受别人的陶瓷瓷碗，被砸得遍体鳞伤；收受别人的书画字画，将政治生命化为灰烬；收受别人的钱财和贵重物品，使自己跌入了经济犯罪的万丈深渊。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中央纪委在调查中发现，苏荣也并非打一开始就是如此。在青海和甘肃担任省委书记期间，虽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都是小问题。然而到了江西，他却开始无所顾忌，大肆贪腐。苏荣的这种心态变化，在他的儿子苏铁志那里也得到了验证。
苏铁志（苏荣儿子）：他也感觉是最后一届了吧。以前他也不会把他的下属介绍给我们，他到青海的时候，青海干部我一个不认识，到甘肃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认识，没有机会认识，他也不给你机会。
记者：到了江西他是主动把干部引荐给你认识？ 苏铁志：对，他就会把他圈子的一些朋友介绍给我认识。 苏荣把一些官员介绍给儿子认识，苏铁志于是通过这些官员帮朋友拿项目，从中收取巨额好处费。当年苏荣用手中的权力，为全家老小换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而现在，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苏荣（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不仅毁掉了我自己，也坑了老婆，害了儿子，将全家带上经济犯罪的深渊。他们如果不是书记的老婆，书记的儿子，没有我这个省委书记，什么都干不成，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问问您家的家风是什么，听听您家的家规有哪些……
就在苏荣落马前夕的那个春节，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档特别节目《家风是什么》。苏荣回忆起当时看到这个节目，直觉反应竟然是不敢看。 受访民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收别人的不义之财，不论当什么官，我大儿子他就是一个正处级干部，什么事情他都要向我汇报，我对他们的要求比较严格。苏荣（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我说我的家风是什么，我都不敢看这个节目。我家“于姐”成了江西权钱交易的代名词，家教上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不称职的丈夫，我本人出问题，老婆变得贪婪无度，收敛钱财不择手段，儿子利用我的职权影响受贿数额巨大，显然是你苏荣本身的问题，把家庭带坏的。
苏荣不仅毁掉了自己的小家庭，作为省里的一把手，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可避免地在下属中间产生恶劣影响。 苏荣案中第一个被查实的线索，是涉及南昌钢铁集团改制过程中资产贱卖的问题。苏荣指示省国资委必须选择某一家特定企业为合作对象，又硬性要求降低国有资产评估价格，贱卖给这家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接近10亿元。这背后，是苏荣的妻子和女儿收受了这家企业的巨额好处费。尽管要执行这个指示，必然有不少工作要违反相关程序和规定，但由于这是省委一把手的指示，很多人还是按苏荣的意愿去做了。也有干部在这件事上坚持原则，结果遭到了打击报复。李天鸥（江西省国资委原主任）：当时冶金集团的一个董事长反映了南钢这样去改革的话，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是苏荣马上就打击报复他。本来冶金集团的这个董事长是要到国资委来当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的，苏荣就把这个任命搁置下来了，他就没有到国资委来。
当一名省委书记出于私利，对坚持原则的干部打击报复，产生的恶劣导向作用是可想而知的。当衡量干部的标准黑白颠倒，各种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行为自然难免大行其道。
周泽民（江西省纪委书记）：苏荣的老婆住院，在深圳做手术，因为得到了消息，江西有一批干部纷纷坐着飞机到深圳去看，看省委书记的夫人不是白看，去就要带礼金，拿了人家的钱，拿了人家的好处，他就得要把这个位置兑现，这不叫卖官鬻爵吗？不该得到他提拔，或者很多比他优秀的干部没有得到提拔，这就不公平。导致了这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得到了破坏。据调查，苏荣在江西收受了多名下属的贿赂，并相应地在人事安排上给予“关照”。
王平（江西省地税局原局长）：“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就拿我来讲，送钱给他，最后我看他得了钱一点反应没有，后来人家送给我，我也没反应了。
当时担任江西省地税局局长的王平，为了获得苏荣的提携，送给苏荣的妻子于丽芳上百万元现金。而他自己作为地税局的一把手，也并不拒绝下属的贿赂。
王平（江西省地税局原局长）：他们每个人送给我，也可能他就去再收人家的，就把我整个地税的风气带坏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做得很不好，要受到党纪和国法的惩处。所以我真的是接受这一次处罚。我也对不起我的家人，对不起我的家人。 在苏荣主政期间，江西省成为腐败高发的省份之一。年以来，被查处的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等副省级干部及多名厅级干部，严重违纪乃至违法犯罪行为多发生在苏荣主政期间，普遍存在给苏荣送钱送物的问题。如今，他们都付出了代价。 张甫（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我觉得苏荣案件应该讲教训是很深刻的，如果像苏荣这样，起一个坏的示范作用的话，那这些受影响的这些干部，他也会带动他下面这些人，一级带一级、一级带一级，他就会对这种政治生态建设，对这个环境建设，从省到市到县就一直这么影响下去，所以这种破坏它是一种全局性的，是一种导向性的，很坏的一个导向。 选人用人腐败被称为腐败之源，因为一旦正常的干部选拔规则受到破坏，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带来方方面面的腐败。严查选人用人腐败，是政治生态治理的一大关键，巡视工作剑指的重点就包括这个问题。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坚决贯彻中央要求，与时俱进改进巡视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开展十轮巡视。从实现对31个省、区、市巡视全覆盖，到对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巡视全覆盖，再到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全面开展巡视，本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目标正在实现。巡视的强度、力度全面提升，形成了有力震慑，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本平（中央巡视办副主任）：巡视工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这是一项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巡视组是直奔问题而去，盯住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聚焦政治巡视。重点检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情况，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情况，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否有力。 张本平（中央巡视办副主任）：巡视组反馈的意见代表中央的要求，被巡视党组织按照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一条一条进行整改，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省区市的巡视工作主责在省区市党委，省区市党委书记的关于巡视工作的讲话，已经不再抽象空泛，能够做到见人、见事、见问题。 年2月十八届中央第九轮巡视对辽宁、安徽、山东、湖南四省进行回头看。年6月，中央第十轮巡视对天津、江西、河南、湖北四省市开展回头看。 巡视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从常规巡视到专项巡视，再到杀回马枪，体现了党内监督的韧劲和严肃性，使巡视真正成为发现问题的尖兵，同时也督促各级党组织真正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扛起来，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会议现场：为便于干部群众反映情况，巡视组专门值班电话…… 巡视是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有利于摸清党员干部队伍这片“森林”的总体情况，为选好人、用对人提供依据。省市区积极探索了市县巡察工作，形成了巡视巡察工作网络格局。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对巡视工作的一系列改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我们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擦亮巡视利剑，聚焦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各省区市、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党委、党组规范巡视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态势。巡视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凸显了党内监督制度的力量。 在山西，省委的巡视已经完成了对市、县、区的全覆盖。与此同时，新一批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引人注目的是，山西省委首先把吕梁作为干部选拔的试点城市，希望在昔日的“重灾区”首先做出示范。 政治生态的破坏，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要修复曾经污染的生态，让它重新变得风清气正，也并非一两天就能完成。良好的政治生态、从政环境，需要持之以恒地去呵护和培养，需要一砖一瓦，按照严格的规矩和标尺，踏踏实实地建设。山西柳林县人大原主任宋月照受审，被控行贿聂春玉8万美元宋月照资料图年10月20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山西省柳林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宋月照行贿、受贿一案。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宋月照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年至年，被告人宋月照为得到时任山西省吕梁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聂春玉在职务提拔等事项上的帮助，先后向其行贿8万美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6.万元。年至年，宋月照利用担任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王玉考等单位和个人，在煤矿改制、企业经营、刑事案件处理、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索取或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万元。提请以行贿罪、受贿罪追究宋月照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宋月照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宋月照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宋月照的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70余人旁听了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山西省委原常委聂春玉受贿余万一审获刑15年聂春玉资料图年10月19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受贿案，对被告人聂春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四百万元；对聂春玉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年至年，被告人聂春玉先后利用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山西省吕梁市人民政府市长、吕梁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秘书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岗位调整、企业发展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万元。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聂春玉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聂春玉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聂春玉：吕梁漩涡里的“温水”书记因为两人有颇多相似之处，聂春玉和杜善学经常被外界拿来相互比较。
他们两人都先是在各自的系统工作了很长的时间——杜善学在财政系统工作了18年，聂春玉则在政研系统工作了19年;然后同时下到地市担任行政一把手，并在几年后担任党委一把手，这两个职位的履职时间加起来，两人都是8年。
另外，他们都在吕梁担任过一把手，并先后在这一位置上被提拔为省委常委;他们都曾担任省委秘书长;他们都在省委常委的位置上被调查，落马的时间相隔不到3个月。
但与性格火暴、风格强势的杜善学不同，聂春玉温润平和，喜怒不形于色，很少在公开场合批评下属。
以稳见长
与杜善学在毕业后有个“高大上”的起点不同，聂春玉毕业于一个不起眼的学校——阜新矿业学院，专业是地质测量。毕业后，机会不多的聂春玉选择回到老家侯马，从宣传干事开始了仕途生涯。
观察聂春玉的从政经历，会发现他毕业后前一个8年和后一个8年职务升迁的巨大差异：在侯马市的8年，他从市委宣传部干事，做到了公社的副主任，官拜副科级;从年进入省委政研室开始，他职务升迁的步伐开始加速。此后8年，他从一个副科级干部，升到了副厅级，官拜山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这样算下来，他每升一个级别的等待时间只有2年。聂春玉升至副厅的年龄与杜善学相同，都是37岁。
山西省一位与聂春玉相熟的副厅级官员，这样分析聂春玉快速升迁的原因：聂春玉身上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性格很稳，能沉得住气，不会轻易犯错误，也不会轻易得罪人。“你要给聂春玉提意见，他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不吭气。不会跟人吵架，哪怕是很尖锐的意见，也不会发火。”
这位官员说，聂春玉对政策的动向非常敏感，善于从文件中琢磨上意，“大事不糊涂”，这对他的仕途大有裨益。
年，聂春玉30岁时，在《经济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提法不妥》。这是一篇与人商榷观点的文章。文章中引述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自然辩证法》的内容，看得出他在这方面的阅读颇丰，多有积累。
但聂春玉从事政研工作19年，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并不多，真正有影响的观点也不多。“能力不算突出，做成一件事的主动性不够。”这是很多受访者对他的一致评价。
多位受访者认为，聂春玉以稳见长的性格，很适合做一个为领导服务的角色。而他19年的政研经历，无论是在省委政研室还是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做的都是类似的工作。
“温水”书记
年1月，聂春玉结束自己19年的政研生涯，前往吕梁，担任该地区行署专员。吕梁撤地划市后，他即出任该市市长。
此前的吕梁，被很多人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全市13个县市，有9个在山上。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条件——交通设施、水资源，都严重不足。而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囿于价格偏低和交通条件，只能少量开采供本地消化。这个山西省最后一个撤地划市的区域，留给外人的印象，除了吕梁英雄的传说，就是贫瘠的山脉和连片的贫困带。
年，吕梁的经济总量在山西省叨陪末座;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负数;到了年，吕梁地区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吕梁市委一位前副秘书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吕梁的一些贫困山区，老百姓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一顿在上午9点多，一顿在下午4点多，其余的时间饿了，就只能硬扛。
从年开始煤炭价格上涨，给了这片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土地以希望。吕梁市一位前县委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吕梁盛产热含量较高的4号煤，在行情最好的时候，这种煤卖到了每吨元。以一个日产1万吨的小煤矿为例，1天的产值就是万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吕梁的经济就像久旱逢甘雨，逐渐洗去了往日的贫瘠。年，吕梁市的GDP是亿元，而到了年，则已经飙升至亿元，年均增长率12.6%;财政收入由年的10亿元，增加到亿元，年均增长36.5%;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3.2倍和2.1倍。到了年，吕梁的经济总量突破亿元大关，排名全省第四，增速排名第一。
与杜善学主政时期的长治一样，吕梁在此期间的高速发展，大部分应归功于煤炭价格上涨。而正是吕梁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助推了聂春玉的职位升迁。
上文提到的县委书记说，与其性格有关，聂春玉在经济发展中也倾向于求稳，任期内提出的有开创性的建议不多。他在经济发展上最主要的一个思路，就是“三三战略”。这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战略，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很弱，在实践中往往蜕变为在招商引资中向大项目倾斜。
聂春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做每一个决策之前，都喜欢在很大范围内征求意见，以寻求最大的共识。这样做的好处是“众人划桨行大船”，但也同时让决策变得没有效率。接受采访的吕梁市官员，大多对他曾做过什么事情印象模糊，但同时又认为这个人还可以，“没有架子，待人比较热情”。
虽说出身自政研系统，但聂春玉讲话也没有太多文人特质，平常也鲜有文章出炉，最多就是有人出书他给做个序，但也是别人把内容写好，他修改下签个名而已，“理论水平还算可以吧。”
上文提到的前县委书记说，聂春玉在任期间，吕梁的社会治安总体上比较平稳，没有大的案件发生，上访的人也不是很多，这一方面与聂春玉较为温和的执政风格有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土地价格还没有上涨到后来“寸土必争”的地步。
买官卖官
吕梁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是作为该市经济支柱的煤企快速发展，以及煤老板财富的快速积累。
与长治煤矿多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不同，吕梁的煤矿多掌握在个人手里。在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之前，吕梁有四十多家私人煤企，经过整合后，剩下的还有十多家。其中，今年3月份被查的邢利斌，以及8月份被查的贾廷亮、袁玉珠，都是在山西乃至国内有影响力的人物。
吕梁市一位煤企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与北京的一位官员拉上关系，吕梁的一位老板蹲守北京，找到了该官员妹妹所住的小区，努力说服其对门的业主把房子高价卖给自己，并在该官员的妹妹回家时，故作巧遇说上一句话。这位煤企高管说，为了搭上与上层的关系，很多煤老板都不惜成本。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算了其中的投入产出比：对于煤老板来说，送礼的成本再夸张，也只占其煤矿收益很小一部分。“在煤炭行情看好的时候，一个日产1万吨的小煤矿，一天的收益就有上千万元。也就是说，就算送给官员万元，也只动用了煤老板一天的收益。”
但官员手中的权力能给煤老板带来的收益，就不是多少天的煤炭收益所能估量的。不管是煤矿开采资格的分配，还是煤矿整合主体资格的分配，都关系到煤矿所有权的归属。
官员对与商人之间关系的需求，主要在于买官的成本需要有人埋单。多位采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吕梁甚至整个山西省，存在着一条实实在在的官商之间的利益输送链条：商人向官员购买资源的分配权，官员再向上一级官员购买职位以期拥有资源的分配权。从煤老板处流出的贿赂款，从低级官员不断流向高层级官员，客观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各个层级的官员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煤老板服务。
吕梁市多位受访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春玉当政的8年，社会上关于买官卖官的舆论甚盛。每逢干部提拔的时候，这种舆论就达到了顶点。
聂春玉选拔官员，通常要通过考试设置一个门槛，越过这个门槛才有获得提拔的资格。但越过这个门槛后，就会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最终的录取者，通常都是那些财力雄厚者，而财力单薄者往往名落孙山。但这些在第一轮未获提拔的官员，又往往会在第二轮得到提拔。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一年，吕梁市选拔三位县长，共有5人进入候选人名单。最后获得提拔的三位，都是公认的财力雄厚者，而一位来自市委党校的候选人，和另一位同样囊中羞涩的候选人，则在3年后获得了提拔。
“这当中的逻辑可能是：在同为候选人的前提下，优先提拔那些有所表示的;无力表示的，则会延迟一轮获得提拔的机会。也就是说，有钱快一点，没钱慢一点。”这位知情者说。
一位吕梁的前县委书记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他所经历过的一次县委书记选拔。在这次选拔中，游戏规则是以民意测验定输赢，谁得票高提拔谁。参加民意测验投票的共有40来位市级干部。结果，几位候选人都给他们送了礼。这让投票的干部们为难之极——到底该投给谁呢?而另一个让他们为难的事情是，这些礼他们很难回绝。“如果不收，对方就会认为你肯定没给他投票，这样得罪人后，以后连个管饭的也找不着了。”
和杜善学一样，聂春玉也是从吕梁市委书记任上提拔进入省常委班子。包括聂春玉和杜善学在内，短短半年以来受到查处的吕梁现任官员或有吕梁履职经历的官员达到了六人，他们分布在三大班子。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足见吕梁的政治生态已然几近崩溃。
来源：中纪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