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对西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审视王晋新作者简介：王晋新（—），山西柳林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转自中世纪史实资料如何认识伊斯兰教的宗教性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恐怖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中国大多数人认可的观点；另一种则认为，伊斯兰教就其原始教义而言，就是暴力圣战开路的法西斯宗教，以美国人比尔·华纳教授和疯狂牧师特里·琼斯[1]为代表。我们当然希望伊斯兰教为世界带来和平，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和名义的恐怖主义行动。这些不同观点文章刊载于此，以助大家认识真相。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皮朗命题”，这是比利时欧洲史专家亨利·皮朗·教授，在他出版的名着《穆罕默德与查理曼》提出的观点，书籍翻译者恰是本文作者王晋新教授。皮朗命题意即“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摧毁了古典罗马文明，以圣战方式占领了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领土，连续不断的对欧洲的非穆斯林圣战，造成了中世纪欧洲的封闭黑暗愚昧，催生了欧洲中世纪新文明（基督教）的诞生。”我惊奇的是，类似为抹黑基督教中世纪言论脱去历史恶名的文章，譬如比尔·华纳的文字等，很早就在西方公开出版发行，可是西方的基督教的学者（如写教会历史的雪莱，林慈信牧师等人）们好像视而不见，依然颂扬穆斯林对中世纪的贡献，批判十字军捍卫基督教和保护基督徒正当的东征。为什么西方一些基督徒热衷于抹黑基督徒？为什么西方一些基督徒昧着良心赞扬穆斯林？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轰然崩塌。长期以来，史学界将这一现象视为“古典文明终结”的标志，并对其时代功用与历史意义做出多种判定，如“古代社会的完结与中世纪社会的开端”、“奴隶制时代的结束与封建时代的开始”和“古典文明的分崩离析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形成”等等。这些表述体现出一个时期内人们对“古典文明终结”的认知水平，并构成了一种传统解说模式。然而，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性结论和恒定模式。随着时代变革，史学研究本身也在不断嬗变与成长。早在20世纪中叶前后，国际学术界对“古典文明的终结”的认识，无论是在对其实际过程复杂性的揭示，还是在对其功用和意义多样性的阐释等诸种层面上都在不断地加深、拓宽，其中某些成果颇值得加以品味和借鉴。就中国史学界而言，应在对国际史学界的进展与变化加以追踪与梳理的基础上，从学理和理论层面进行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和探索。笔者试图结合欧美学界现当代的研究成果，从文明时空的角度着眼，对“古典文明终结”问题展开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一些有关西方文明形成的思考。不当之处，恭请学界方家指正。一、传统解说模式的分析及其当下的研究状况首先我们对所谓“古典文明”（theclassicalcivilization）这一范畴的内涵加以界定。对此，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较宽泛意义上的考量，如“新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本特利等人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的末期，几个早期社会的内部结构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它们的权威扩散到了非常广阔的地区，并且发展了极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传统。这些杰出的社会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它们的遗产历久弥长，影响了几千万人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们称它们为古典社会。”二是从较狭隘的角度讲，“古典文明”就是指地中海地区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文明。本文的论述与分析主要是依据后一种定义而展开。从学理上分析，上述有关“古典文明终结”的认知和解说，具有以下诸端特征：一、时间维度，在时间长度上多把“古典文明的终结”这一历史事件局限在3到5世纪期间；从时间延展度上，又多集中在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之上；二、空间维度，也多集中在“西罗马帝国”、“西方”或“欧洲”的一隅空间之中；三、内在结构上，多对5世纪前后，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这两大元素之间的关系加以认知，从而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的解释模式。在其之中，时时处处都体现出罗马与日耳曼、古典与中世纪、奴隶制与封建制、古典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这类——对应的两种要素、两个时代、两种制度和两个文明的二元关系。四、从逻辑关系上，潜含着一种从“应然”到“实然”的极强的自洽性，对西方文明形成的时代背景、要素、动因、过程、途径和特征的认知及意义的解释都形成了某种显性或隐性的规定与制约。从学术渊源上看，这种传统的解说模式源自于两大经典传统学说，第一个来源是18、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自由主义”史学。正如当代一位西方学者所言：“自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黑暗时代‘哥特人’的黯淡状态，并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5世纪初期匈奴人阿提拉对富有的罗马文明所造成的天崩地裂般的后果之上。当然，这一观点是吉本那部不朽的著述的基本观点，反过来它又成为19世纪史学家们孜孜以求加以详尽验证的对象。结果，研究古代世界的史学家们将5世纪作为他们研究的终点，而他们那些研究中世纪史的同行们则把从那一时期开始的日耳曼人对西部欧洲的淹没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开端，这一框架模式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第二个来源，则是20世纪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这种学说虽然在史观上与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差异，更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即从奴隶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性，但其时空框架和分析结构仍未摆脱上述“二元模式”框架。中国史学界主流观念和主要认知模式就是在它们的不断地补充、完善和滋润下，逐渐形成的。多少年来，似乎未见到有何大的进展与突破。依据这种“二元模式”的种种规定，古代与中世纪、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便前后相继，构成了一种社会历史运行的“时间链条”；若再加上后继的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这一“时间链条”便朝着当下时代延展而来；并且，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扩张和强势地位的确立，这一“时间链条”也逐渐将西方以外的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也统统吸纳进来，构成一条具有普世意义的“时空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线性史观”、“进化史观”、“西方中心论”和“欧洲特殊论”皆与这些关于“古典文明终结”与西方文明形成的认知有着一定关联。然而，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也就是在苏联学界以生产关系变革为主线，建构自己的解说体系的同时，西方传统模式便在诸多方面遭遇到挑战。西方著名学者冈绍夫曾言：“古代世界向中世纪文明过渡的研究，是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大力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一主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学者都极具吸引力’，如他的导师亨利·皮朗在其生命的晚年就全力倾注于此。此外还有“A·道普什、F·洛特和C·道森等人。后两者对此的口碑权威的白癜风医院哪儿治疗白癜风好
